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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metaB03a88fa83b4a9026972e1b091672a98378db30c764e2a6926fb8ddd6555047f8b0@fffd8b520fb327b13ce2e034b656a50a6c10ab3e6391924c948e7c5016e10166metaidSimpleMicroblog-03a88fa83b4Mä½{"createTime":1617373255599,"content":"转：惨绝人寰的丁戊奇荒\n\n原创 言九林\n本文较长，全文1.6万字，正文约1.3万字（最近一直在整理旧稿，主要是改正其中的史料错误，补足史料注释，并增入部分内容。本文也是其中之一。）\n\n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\n\n自1876年起，至1878年止，中国北方遭遇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罕见旱灾，灾区覆盖山西、直隶、河南、陕西、山东五省。灾民一亿六千万至二亿左右，死于饥荒和疫病的人数至少在一千万人，从重灾区逃亡外地的灾民达两千万人。\n\n灾情最严重的两年，1877年是丁丑年，1878年是戊寅年。所以这场人间惨剧，史称“丁戊奇荒”。\n\n一、山西已成人间地狱\n\n\n1876年，“丁戊奇荒”已初露端倪的那个夏天，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(Timothy Richard)正身处山东青州。\n\n五月份的时候，青州的饥民们已开始群起“吃大户”。李提摩太见到，“一群妇女蜂拥进一位富人家里，占领了它，在那儿生火做饭，然后又拥到另一家吃下一顿。男人们看到这种办法很不错，便组成五百余人的群体。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劫掠取食。”[1]\n\n作为一种“地方官员不敢得罪”的存在，外国传教士成了饥民们努力想要争取的资源。六月三十日，两名年约30岁到40岁的秀才从寿光县和益都县赶来拜访李提摩太，但未能得见。第二天他们又来，一进门就跪下，请李提摩太收他们做弟子。\n\n交谈之后，李提摩太了解到他们的真实目的：“他们两人是一大群人派出的代表，大家希望我能做他们的首领，举行暴动，因为当局不能提供食物，他们活不下去了。他们已经安排好了房子，并且有数不清的人准备接受我的命令。”[2]简单说来，就是希望李提摩太出面，带领饥民们去抢粮食——朝廷和地方官害怕外国传教士，已是大清国广为人知的一种常识。\n\n李提摩太拒绝了秀才们的请求，“我告诉那两位民众代表说，我从来没想到要干这种事情，因为那只会加重民众所遭受的苦难。暴动一旦开始了，没有人知道会如何收场，但毫无疑问会造成大规模流血。我建议他们采取建设性的方式，而不是通过破坏来改善人们的处境。”[3]但类似的请求，仍不断来到李提摩太跟前。比如，7月3日晚上，青州东面某个饥肠辘辘的村镇也派了代表前来，希望李提摩太做他们的领袖。\n\n无意带领饥民起事的李提摩太，在山东做了一年多的赈灾工作。1877年秋，他去了灾情更严重的山西。在哪里，他见到了更骇人听闻的人间地狱，并将这人间地狱，写入了自己的日记。\n\n1878å¹´1月29日，太原以南140里：“经过了四个躺在路上的死人。还有一个人四肢着地在爬行，已经没有力气站起来了；碰上一个葬礼:一位母亲肩上扛着已经死去的大约十岁的儿子，她是惟一的“抬棺人”、“神父”和送丧者，把孩子放在了城墙外的雪地里。”[4]\n\n1月30日，距太原270里：“路过两个显然刚刚断气的人。一个衣服鲜亮，但却死于饥饿。往前走没几里路，发现一个大约四十岁的男人走在我们前面，摇摇晃晃像是喝醉了酒，被一阵风吹倒后，再也没有爬起来。”[5]\n\n1月30日，距太原290里：“看到路边躺着四具尸体。其中一个只穿着袜子，看来已没什么分量，一只狗正拖着移动。有两个是女人，人们为她们举行过葬礼，只是把脸朝地安置而已。路人对其中的一个更仁慈一些，没有把她的衣服剥去。第三具尸体成了一群乌鸦和喜鹊的盛宴。随处可见肥胖的野雄、野兔、狐狸和豺狼，但男人和女人却找不到食物维持生命。当我缓慢地爬上一座山丘时，遇到一位老人，他异常伤心地告诉我说：我们的骡子和驴都吃光了，壮劳力也都饿死了，我们造了什么孽，招致上天这样的惩罚?”[6]\n\n2月1日，太原以南450里：“半天内就看见了六具尸体，其中四具是女尸。一具躺在一个敞开的棚子里，赤身裸体，腰上缠着一条带子；一具躺在小河沟里；一具浸在水里，由于野狗的拖曳，半身暴露出冰面上；一具半身穿着破破烂烂的衣裳，躺在路边的一个洞口旁；还有一具已被食肉的鸟兽撕碎，吃掉了一半、还碰上两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，手持拐杖蹒跚而行，看起来就像九十多岁的老翁。另一个年轻人背着他的母亲——她已经没力气走路了，看见我盯着他们，年轻人便向我求助，这是我离开太原后首次有人向我乞讨。”[7]\n\n2月2日，太原以南530里：“在下一个城市是我所见过的最恐怖的一幕。清早，我到了城门。门的一边是一堆男裸尸，像屠宰场的猪一样被摞在一起。门的另一边同样是一堆尸体，全是女尸。她们的衣服被扒走换吃的去了。有马车把尸体运到两个大坑旁，人们把男尸扔到一个坑里，把女尸扔到另一个坑里。”[8]\n\n……\n\n李提摩太的日记绝无夸张。山西的牛庄村（今归运城市盐湖区上王乡管辖）于1883年，也就是灾情大体过去数年之后，立有一块石碑《丁丑大荒记》。该村在饥荒中死去了十分之七以上的人口。其所刻内容，实可谓惨绝人寰：\n\n“光绪三年，岁次丁丑，春三月微雨，至年终无雨，麦微登，秋禾尽无，岁大饥。平、蒲、解、绛等处尤甚。先是，麦市斗加六，每石粜银三两有余；至是年，每石银渐长至三十二零。白面每斤钱二百文，馍每斤钱一百六十文，豆腐每斤钱四十八文，葱韭亦每斤钱三十余文，余食物相等。人食树皮、草根及山中沙土、石花，将树皮皆剥去，遍地剜成荒墟。猫犬食尽，何论鸡豚；罗雀灌鼠，无所不至。房屋器用，凡属木器，每件卖钱一文，余物虽至贱无售。每地一亩，换面几两，馍几个，家产尽费，室如悬罄，尚莫能保其残生。人死或食其肉，又有货之者，甚至有父子相食，母女相餐，较之易子而食，折骸以爨为尤酷。自九、十月至四年五、六月，强壮者抢夺亡命，体弱者沟壑丧生，到处饥殣相望，往来饿殍盈途。一家十余口，存命仅二三；一处十余家，绝嗣恒八九。少留微息者，莫不目睹心伤，涕泗啼泣而已。此诚我朝二百三十余年未见之惨悽，未闻之悲痛也。虽我皇上赈贷有加，粮税尽蠲，而村共绝户一百七十二户，死男女一千零八十四口。总计人数死者七分有余。”[9]\n\n新任山西巡抚曾国荃，在1877年底给朝廷的报灾奏折里，也提到了山西灾情之惨。曾国荃说，自己奉命巡察灾区，“往来二三千里，目之所见皆系鹄面鸠形，耳之所闻无非男啼女哭。冬气北风怒号，林谷冰冻，一日再食，尚不能以御，彻旦久饥，更复何以度活？甚至枯骸塞途，绕车而过，残喘呼救，望地而僵。统计一省之内，每日饿毙何止千人！”总体算下来，山西有八十多个州县发生了饥荒，“待赈饥民计逾五六百万之众”。[10]\n\n在遍地皆是饿殍与死尸的山西，李提摩太生出了一种困惑：“置身于这无所不在的灾难之中，我一直纳闷为什么没有人抢劫富户？”这种困惑，很可能与前文提到的李提摩太在山东的经验有关（不断有人上门乞求李提摩太带他们去抢大户）。在1878å¹´1月30日的日记中，他尝试着给出了一种解释：“今天，这个疑问有了答案：每一个村中都贴了告示，宣布巡抚有令，任何人胆敢行凶抢劫，各村镇首脑有权对抢劫者就地正法，因而犯罪现象出奇地少。大家都听天由命，我惟一看到人们流眼泪的场面是在母亲们埋葬她们的孩子的时候。”[11]\n\n政府的高压政策，无疑是原因之一，而且很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。在赋予“村镇首脑”对抢掠者就地正法之权的同时，山西巡抚衙门还出台了政策，强迫民间绅富捐粮保村，可谓一手控制饥民，一手控制绅富。晚清时期，山西的社会控制一直做得比较好。这一点，可由后来义和团在山西的兴衰，完全随山西巡抚衙门的立场而浮沉这一事实得到印证。\n\n但在高压政策之外，也还有别的因素在起作用。毕竟，类似的告示，山东的巡抚衙门也曾张贴过，但山东抢富户却很常见。而且，也不能说山东的饥民不怕官府，他们恳求李提摩太做起事的领袖，正是为了找把保护伞来对抗官府的围剿。牛庄村的石碑《丁丑大荒记》也提到过，村中“强壮者抢夺亡命”，求生的本能是可以突破官府高压带来的恐惧的。但李提摩太在山西，确实没有见到大规模的民变。\n\n这很可能是因为，李提摩太抵达山西之时，饥荒已进入到了第三个年头，灾区早已很难找到有粮的在野富户，民间已无粮可抢——有统计称，1877年山西全省人口为1643.3万人，1883仅为1074.4万人，净减568.9万人。其中太原灾前人口约100万人，灾后仅剩5万人。[12]\n\n二、“鸦片财政”之祸\n\n山西为什么无粮？\n\n1877年初夏，山西前巡抚鲍源深，在给朝廷的奏折里有一段解释：\n\n“晋省向称财富之区，实则民无恒业，多携资出外贸易营生。自经东南兵燹，生意亏折，富者立贫，元气大伤。其系种地为业，仅十之二三，又兼土非沃壤，产粮本属无多。即在丰年，不敷民食，必须仰给于邻省。本年入春后，迄未透雨，刻值青苗长发之际，出土一二寸许就已枯槁，眼见收成难望，人心咸切惊惶。到处黎灾、遍野哀鸿，始则卖儿鬻女以延活，继则挖草根剥树皮以度餐。树皮既尽，亢久野草亦不复生。甚至研石为粉，和土为丸，饥饿至此，何以成活？是以道旁倒毙，无日无亡。惨目伤心，与言欲涕。”[13]\n\n鲍源深强调了两点原因：（1）山西土地贫瘠，百姓多以商业谋生，只有2-3成百姓务农。但太平军与捻军的兴起，让山西商人的生意遭受了重大损失。（2）丰收年份，山西的粮食都需要自邻近省份买入，更何况1877年大旱颗粒无收。这两点原因，当然都是真实的，但鲍源深有意没有提另一项同样极为重要的原因：官府在山西推广“国产鸦片种植”。鲍源深出任山西巡抚，是同治十年（1871）九月到光绪二年（1876）八月，提山西的鸦片种植，那是在给自己找麻烦。\n\n但鲍的继任者曾国荃不会忽略这一点。1878年初，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：\n\n“伏查晋省地亩五十三万余顷，地利本属有限，多种一亩罂粟即少收一亩五谷。小民因获利较重，往往以膏腴水田遍种罂粟，而五谷反置诸硗瘠之区。……查罂粟收浆之际，正农功吃紧之时，人力尽驱于罂粟，良苗反荒芜而不治，……纵令全行播种嘉谷，已不足给通省卒岁之粮，况复弃田之半以种罂粟，民食安得不匮？”[14]\n\n按曾国荃的说法，山西仅有35万顷耕地，本就不足以供养山西一千多万百姓，如今竟是“弃田之半”来种鸦片。据他调查，山西北部“大、朔、代、忻及归化七厅”，原本是山西的主要产粮区，以往每到秋后，就会有粮食从北边络绎不绝运到太原，如今则是“罂粟盛行，北路沃野千里强半皆种此物”；山西南部的“平、蒲、解、绛”等地，以前都是依赖从陕西的渭南平原购买米麦为生，如今“秦川八百里，……（渭南）亦遍地罂粟”，渭南平原的粮食产量连本地百姓都已养不活，自然也就没有粮食可以卖给山西。南北情形如此，西面无粮可买，山西唯一的办法，就是高于粮价十倍的代价，翻越太行山向东去别省寻找粮食。[15]\n\n曾国荃1876年秋才就任山西巡抚，山西搞成遍地皆是罂粟这样的局面，完全不是他的责任，所以他敢在奏折之中如此细致地陈述自己的调查结果。\n\n山西“国产鸦片种植”的大爆发，可以追溯到1859年——该年，清廷为了增加财政收入，颁布了《征收土药税厘条例》，变相宣布国产鸦片种植合法化。\n\n中国本土开始大量生产鸦片，约始于1830年代，乃是自印度引入、由云南一路北上东进。尽管1840年的鸦片战争加剧了晚清的鸦片之祸，但在1830~1857年，清廷对鸦片本土种植仍长期采取严禁政策，种植鸦片者处斩，故种植区域并不甚广。1858年，为筹集军饷，清廷对进口鸦片征税，相当于默认了进口鸦片的合法性。次年，《征收土药税厘条例》出台，本土鸦片的种植禁令名存实亡，产量大增。传教士哈德逊•泰罗(Revd J.Hudson Taylor)说，“当我1854年第一次到中国时，鸦片上瘾的人相对较少，但近二十年鸦片迅速蔓延，近十年更快，现在吸食鸦片猖狂得惊人。”[16]1854年距离鸦片战争已有14年之久。这鸦片吸食者的激增背后，显然与1859年《征收土药税厘条例》的颁布有直接关系。\n\n许多史料直观地记录下了这一变化。\n\n在云南，光绪年间全省已有约三分之一的耕地种植罂粟，鸦片成了该省最重要的农产品。时人游览昆明，曾如此描述当地的罂粟种植：“出南门，绕过金马碧鸡坊，过迎恩堂，时暮春天气，罂粟盛开，满野缤纷，目遇成色。”[17]此后仍在不断扩大种植规模，据1893年蒙自关和1908年腾越关的估计，罂粟种植面积在清末时已约占到了全省耕地面积的十分之六。[18]\n\n贵州的中部和东部，在光绪年间也已成了罂粟种植的集中区域。光绪二十年，开州知州陈惟彦在给朝廷的汇报中说，自己赴任途中经过的州县，“开垦之地半种洋烟”。[19]\n\n四川的情况也大体如此。光绪九年，刘光第路经涪陵，对当地遍地罂粟的景象“不胜骇然”，他在日记《南旋记》中说：“此地与忠州、丰都皆以种罂粟为要务，葫豌，菜、麦，至市他邑，故通市难觅菜油，日用则桐油，皆罂粟油也。”[20]光绪十六年，何嗣焜入蜀，其所见较刘光第当年的描述，更为骇人：“川东无处不种罂粟，自楚入蜀，沿江市集卖鸦片烟者，十室中不啻六七。若荒江野渚，草屋数间，售杂物以应客舟者，则更比户青灯矣。……蜀地凡山林槁瘠之区，不植五谷者，向资罂粟为生计。”[21]\n\n到了1860~1870年前后，罂粟种植已遍及全国。北至蒙古、西至甘陕，南至闽粤，东至江浙山东，各省皆有大量耕地被用来种植罂粟。传教士理雅各(James Legge，1815-1897)自北京由陆路旅行至镇江，沿途所见，“黄河和长江之间的土地上都布满了罂粟田”[22]。\n\n本土罂粟种植面积的扩大，和鸦片制造质量的提升，直接导致进口鸦片与走私鸦片逐年减少。至1880年代，国产鸦片的产量已远远超过了进口鸦片。比如在上海，1882~1891年的海关报告显示，砀山鸦片足以供给本地所需的75%，另由四川供应15%，台州、象山供应10%（未加工的土浆），进口鸦片几无立足之地。[23]\n\n英国驻上海领事许士（PatrickJoseph Hughes）1881年的一份贸易报告中不无哀怨地写道：\n\n“1881年波斯鸦片的进口量已增加到1364担，但中国产鸦片在质量和数量上都提高得这样快，以致不足为奇的是它不久就严重地干扰了印度鸦片，并使波斯鸦片的进口完全停止了。……在四川、云南、山西、陕西、甘肃和贵州等省，印度鸦片几乎都被赶出了市场，现在简直不再运往这些地方，那里的消费全部由中国产的鸦片供应了。牛庄曾经每年进口约3000担的印度鸦片，1881年却只进口了358担。……烟台和天津也在缓慢地仿效牛庄的榜样。1881年，它们进口印度鸦片的数量已减少了15%。”[24]\n\n次年，许士提交的贸易报告里，中国的本土鸦片，已经开始对外出口了：“外国鸦片不仅在华西和西南地区，而且在沿海地区也正在逐渐让位于中国鸦片。就像华西的鸦片正在大批流入缅甸一样，东面的台湾和其它岛屿现在也从大陆获得其部分鸦片供货。”[25]本土鸦片彻底逼走进口鸦片，已只是一个时间问题。\n\n本土鸦片迅速取得对进口鸦片的压倒性胜利，与清廷的扶持密不可分。\n\n最先提出有必要给本土鸦片种植业以生存空间的，是对林则徐禁烟持有异议的太常寺少卿许乃济。在许看来，鸦片是禁不住的，倒不如让鸦片贸易合法化。如此，政府既可从中征税获利，又能制定政策规范贸易。[26]\n\n1847年，已调任陕西巡抚的林则徐，也改变了自己的“鸦片观”，与许乃济成了“同道中人”。在给友人文海的回信中，林则徐说道：“鄙意亦以内地栽种罂粟于事无妨，所恨者内地之嗜洋烟而不嗜土烟。”此时的林则徐，担忧的是那些吸惯了洋烟的人，不能回心转意支持国货——“第恐此种食烟之人未必回心向内耳！”进而导致白银的流出。[27]\n\n曾几何时，反对禁烟的许乃济被朝野内外集体唾骂。世易时移，转眼却换作了主张禁烟之人吞吞吐吐。比如，晚清禁烟名士许珏，在给湖南巡抚赵尔巽的一封信函中如此说道：“珏两年来疏陈请加洋土药税，未敢遽言禁者，因言禁则众皆以为迂图，势将置之不问；言加税则尚有裨财政，或冀采用其说。”[28]禁烟名士不敢轻易谈禁烟，担忧被视作迂腐遭到耻笑，可见流风所向，已然大变。\n\n以本土鸦片抵制进口鸦片，这种论调在晚清官场有着极广阔的市场。比如刑部左侍郎袁保恒（袁世凯的叔父），曾在光绪初年对总税务司赫德说，“他和其他人将要保护本国的鸦片种植，直到能够制止外国人输入鸦片，那时本国就将停止种植鸦片。”[29]再如，洋务知识分子郑观应，也明确提出了“鸦片商战”这一概念，将“鸦片战”视为对西方进行商战的上策，早在1862年，郑就开始提倡“以土抵洋”，建议朝廷“弛令广种烟土”，希望民众多吃本国鸦片，少吃进口鸦片，进而“固国卫民”。[30]\n\n1872年创办的《申报》上，也有很多类似的言论。比如，一篇题为《拟弛自种鸦片烟土禁论》的文章，总结了三条理由，呼吁政府放松对土产鸦片的禁控：（1）国人既然喜食鸦片，放松对土产鸦片的禁控，政府一可征税，二可使数千万两白银留在国内，免致流失。（2）改进鸦片制作方法，仿行印度办法，以适应国内消费者的口味，政府不但有巨额税收，农民也可以增加收入。（3）凭借征税而使鸦片售卖价格增高，贫者戒吸而富者渐减，最终自然不禁而禁。[31]\n\n在政策上为本土鸦片彻底松绑的，是直隶总督李鸿章与总理衙门。1874年，李鸿章与总理衙门向清廷提出“种烟驰禁”的主张（事实上此前已经驰禁，只是没有形成文件），建议用自产鸦片抵制进口鸦片。李说，据他所知，每年从印度进口的洋药“约七万数千箱，售银三千余万之多”。英国人既不肯禁止鸦片的输入，还欲禁止中国内地自行种植，“用意殊极狡狠”。为今之计，只有“暂行弛禁罂粟”，也就是允许内地民众种植鸦片，如此，“不但夺洋商利权，并可加赠税项”，等以后进口鸦片越来越少，再推行政策严禁鸦片种植。何况如今云南、贵州、四川、陕西、山西各省已“多种罂粟”，无视这一既成事实再去禁止种植，不过是“徒为外洋利薮之驱，授胥吏扰索之柄”，等于是给洋人的鸦片牟利，等于是方便了胥吏们去民间敲诈勒索。[32]\n\n就字面逻辑而言，李鸿章这一主张可谓“两害相权取其轻”，即：对鸦片征税只是手段，禁烟才是终极目的，也就是所谓的“以征为禁”和“寓禁于征”。但就具体的实施而言，这一做法却成了“两害相权取其重”。原因是地方政府在其中扮演了极为贪婪的角色，“寓禁于征”成了幌子，鼓励乃至逼迫百姓种鸦片以扩大税源，成了第一目的，甚至是唯一的目的。一如郭嵩焘所了解到的那样：\n\n“其川、滇、甘、陕各省栽种罂粟，则必以课吏为先。臣闻种罂粟一亩，所出视农田数倍，工力又复减省。州县因之添设陋规，私收鸦片烟土税，亦数倍于常赋。官民皆有所利，以至四处蔓延，积久而种罂粟者男妇相率吸食，不能如印度所出烟土严禁其民吸食也。因以积成偷惰之性，饮食费用，虚耗日多，遂使田赋常供，亦多不能输纳，卒致官民交困，而夺民食之需，以空仓廪之藏。广种罂粟，流毒无穷，岂复能有自存之理”[33]\n\n大意是：四川、云南、陕西、甘肃等省，都已把推广罂粟的种植，当成了官吏考核的优先项目。种一亩地的罂粟，收入是种一亩粮食的数倍，还省劳动力。地方州县于是出台各种陋规，针对鸦片加收各种税目，往往是正常赋税的数倍。于是，种鸦片成了一种看起来对官府、对民众都有利的事情，不但四处蔓延不可遏制，种罂粟的民众也纷纷成了瘾君子。久而久之，结果就是粮食生产越来越少，民间无粮，国库也无粮。如此这般，国家岂能自存？\n\n此时的郭嵩焘尚在驻英公使任上，忧心忡忡之下自伦敦连上了两道奏折，希望朝廷禁烟，而不是听任乃至鼓励本土鸦片种植。但这种主张，得不到朝中主流舆论的支持。时任两广总督的刘坤一，即在一封私人信函中明言，郭嵩焘的主张万万不可施行：\n\n “郭筠仙侍郎禁烟之议，万不能行。即以广东而论，海关司局每年所收洋药税厘约百万有奇，讵有既经禁烟仍收税厘之理！此项巨款为接济京、协各饷及地方一切需要，从何设法弥缝？……顾据实直陈，必触忌讳，不如暂缓置议，想朝廷不再垂询。”[34]\n\n刘坤一说得非常明白：广东绝对不能禁鸦片。禁了鸦片，针对鸦片的“洋药税厘”就会丧失征收的合法性。这一项收入每年有一百多万两白银，很多地方都仰仗这笔钱运转。“鸦片财政”没了，那一百多万两白银的收入，谁能弥补？要从何处弥补？所以，郭嵩焘的奏折，很自然地被搁置了起来，既无反驳也无赞成，而是不做讨论。因为一讨论，就要涉及到“鸦片财政”这种收入的不道德。为了保护“鸦片财政”，刘坤一所主张的“暂缓置议”，无疑是最好的处理方式。刘说“想朝廷不再垂询”，背后的涵义是朝廷对“鸦片财政”的重要性也心知肚明，必然会有默契，敷衍了郭嵩焘之后，不会再给各省督抚们下发文件来商讨禁烟之事。\n\n清廷对“鸦片财政”的依赖有多严重？\n\n据周育民对清廷财政收入、海关收入、鸦片税收入的统计比对，1887-1894年这段时期，“经由海关经征的鸦片税收入占到海关税收入的三分之一至五分之二；而在整个财政收入中，占到10%。内地土药厘金的收入也为数不少，同治年间不过数万两，而到甲午战前已达到五六十万两。没有鸦片税收入，清朝财政就无法正常运行。”[35]须注意的是，此处统计中的“五六十万两”土药厘金，所指仅是上缴中央的财政收入，地方政府通过向土药即本土鸦片征税之所得，往往是中央所得的十倍乃至更高。也就是说，在晚清的整个“鸦片财政”（中央+地方）当中，10%这个比例，只是一个最低最保守的的统计。\n\n晚清人何启与胡礼垣，在1901年前后，也提供过一项统计，可供参考：\n\n“今中国所急者财用，而厘税之入以鸦片为大宗。洋药进口厘税六百万两，土药厘税名虽二百二十余万两，而实则二千余万两。是合洋药土药而计，每年值二千六百余万两。国家之利赖在此，官府之调剂在此，若舍此项，则补救无从，此所以禁烟之举，近年缄默无言也。”[36]\n\n意思是：国产鸦片每年可提供厘税2000多万两白银，进口鸦片每年可提供厘税600万两白银[37]。这其中还不包括地方州县的苛捐杂税。朝廷和地方政府都要依赖这笔钱运作，所以无人愿意主张禁烟。\n\n一切的一切，全如民国学者于恩德在《中国禁烟法令变迁史》中所说的那样，政策上放开国产鸦片的种植，是因为“朝廷深知鸦片弛禁每年可收巨款”，而所谓的“寓禁于征”，其实际目的“乃在于征（税），而非在于禁（烟）”。而且，这种政策最后成了“禁烟成功之阻碍，因政府恃为利源而不肯舍弃”。于恩德还说，“大多数国民陷于万恶之毒害中”，清廷放开国产鸦片种植须负主要责任。[38]\n\n要让吸食鸦片的人戒掉鸦片，是极为困难的；要让依赖“鸦片财政”的政府戒掉“鸦片财政”，同样也极为困难。1900年代，清廷迫于内外压力开始禁烟。地方政府收入锐减，怨言极多。比如，1909å¹´11月，山西巡抚上奏说，自禁烟之后，山西再无国产鸦片的厘金税赋可以征收，省财政迅速入不敷出，新政也因为没钱已经办不下去了：\n\n“本省进款，自开办统税，药厘一项骤短银二三十万，至本年禁种，更无税厘之可收。出款日增而入款转减，计三十三年已亏银七十万，三十四年将亏至百万，本年又加认海军开办经费,每年应允解银十五万，常年经费五万，本省审判庭及谘议局经费约共十万两，截至年终计须亏银一百四十万。”[39]\n\n这诉苦声里，显然已经忘了在20年前的“丁戊奇荒”里，漫山遍野皆是罂粟的山西，曾发生过饿死四五百万人的人间惨剧。在“国富”与“民强”之间，清廷的最高决策层，自慈禧、奕䜣而下至李鸿章、刘坤一这些地方督抚，均一致选择了前者。鲜少有人像郭嵩焘那般，将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”之说当真。\n\n三、“小孩饿死尚是小事”\n\n回到山西的灾情。\n\n山西巡抚衙门之所以能够容忍李提摩太前来赈灾，与灾情实在过于惨重有直接关系。因为朝廷其实是极不喜欢洋人站出来赈灾的。丁戊奇荒期间，日本驻华公使森有礼前往总理衙门，表示日本民众愿意向山西饥民提供赈粮，而且这些粮食已经运抵天津，总理衙门王大臣们的反馈是“以山西转运艰难力为劝阻”[40]，即谢谢好意，但把粮食运往山西路途太艰难了，所以这些赈粮我们不能要。 \n\n李提摩太等人去山西赈灾，也引起了朝廷的注意。河南学政瞿鸿禨将他们的行踪密报给朝廷，瞿还说，这些人的居心“险不可测”，他们跑来赈灾，是想乘机收买人心，窥探我大清国的虚实。[41]山西巡抚曾国荃很快就接到了谕旨，要他“婉为开导，设法劝阻”，将这些外国人劝离山西，因为“外国捐助名为善举，实则流弊滋多”，外国人来赈灾，看起来是善举，其实对朝廷有害[42]。所以，当李提摩太第一次去巡抚衙门求见曾国荃时，他不但没有受到礼遇，还被当成了不稳定因素：\n\n“他的一个秘书——我必须先见他——告诉我说，巡抚因为我的出现非常生气。……他认为我的到来只是为了收买人心，使民众对政府离心离德。”[43]\n\n然而，山西的灾情实在太过惨重，曾国荃没有遵旨将李提摩太“请”出山西。在给朝廷的回复中，曾国荃赞扬了李提摩太，说他带着银子来到山西，先在阳曲徐沟等地赈灾，“诸称平顺”，与地方官府非常合作，并没有闹出任何事端；之后听说山西省南部的灾情尤其严重，又“愿赴平阳散放”，到了那边之后事情也都办得“极妥协”，完全没有学政瞿鸿禨“所奏情事”。[44]\n\n李提摩太确实是一个有能力给灾区带来实际援助的人。1876年在山东青州府的赈灾，李提摩太动用的是个人积蓄；当他发现灾情规模远比想象中严重许多后，即亲自前往烟台向外国侨民进行募捐，又通过英文报纸《北华捷报》和《万国公报》《申报》等媒体，不断刊载山东的灾情信息，呼吁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士向灾区捐款。最后成立了一个由传教士、外国商人和驻华外交官组成的“山东赈灾委员会”（该委员会后升格为“中国赈灾基金委员会”，与英国伦敦成立的、以前驻华公使阿礼国为首的“中国救济基金伦敦委员会”有着密切合作），募捐事宜由该委员会负责，李提摩太等传教士，则负责深入灾区察看灾情，统筹具体的放赈事务。在山西太原、平阳等地，李提摩太共发放赈款12万余两白银，救助灾民15万余人。在山西临汾，官府自光绪三年十月到光绪五年五月，共发放赈款4.82万两，李提摩太在光绪四年夏到次年三月，在该地共发放赈银5万余两。[45]\n\n这种切实的赈灾能力，也是曾国荃愿意在奏折中力保李提摩太绝非不安定因素的缘故。但朝廷考虑问题的出发点，与曾国荃大不相同。相比救济灾民，朝廷更忧虑洋人们此举是在“怀柔远人”，而这原本是大清国才有资格来做的事情。尽管传教士们的赈灾活动，几乎全部是在得到清廷的许可之后进行的，且有指定区域并由地方官员监督，并不会给他们多少宗教宣传的空间，但传教士们仍会因赈灾活动与底层民众建立起直接的关系，进而也就会改善他们在底层民众中的形象，一如李提摩太所言：“我想饥民分发救济的经历，对群众而言，颇具说服力。这说明，我的宗教是可靠的。”传教士的形象改善，自然会引来问询者，李提摩太则顺势送给每个前来问询的人“《教义问答》和《赞美诗》”[46]。这种事情，让身处庙堂之高的决策层如坐针毡，也让身处江湖之远的士绅们如鲠在喉。\n\n1877年旧历二月下旬，苏州士绅谢家福在“以资遣灾民”（带着资金去赈济自山东南来的灾民并将之遣送回籍）自泰州归来，途中听到了一个消息，包括李提摩太、慕惟廉、倪惟思及英国驻烟台领事在内的一批西方传教士，正在山东赈济灾民。一种几乎与生俱来的敏感性，让谢家福立刻紧张了起来。他在日记中，如此描述自己获知此事后的焦虑心情：\n\n“知耶稣教之洋人慕惟廉、倪惟思、李提摩太及烟台领事哲美生等在东齐赈给灾民，深惧敌国沽恩，异端藉肆，不能无动于中。顾以才微力薄，莫可挽回，耿耿之怀，言难自己。”[47]\n\n谢家福担心洋人借着赈灾向民众布施恩惠，然后扩张他们的主张与思想。觉得自己不能无动于衷，但自己又能力有限无法可想，于是耿耿于怀非常难受。在这种“耿耿于怀”情绪的支配下，谢家福给熟识的江南士绅们集体写信，尝试着鼓动他们站出来，与洋人的赈灾行动进行对抗。\n\n谢在信里说，洋人们在山东，明里打着赈灾的幌子，暗里却干着收拾人心的阴谋。若不采取措施，民心恐将流失，异教恐将横行，必成中国之大患。谢建议筹集巨款，采用“跟踪济赈”的方式，来消除洋人赈灾对中国民心的损害。简单说来就是追踪洋人的救灾路线，洋人前脚发完赈银赈粮，我们后脚跟上再发赈银赈粮。谢还说，这是有良知的爱国士大夫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，并赋诗一首：\n\n大兵之后又凶年，国计民生孰见怜？安得赈钱三十万，管教压倒慕维连！[48]\n\n除了“跟踪济赈”，谢家福还主张以收养难童为先，与传教士展开竞争。\n\n在给好友李金镛的信中，谢家福说当下最重要的事情，就是将难童从洋人的手里抢过来，“东省灾后，子女流离者不可计数，为他族收养者，闻有数百名之多。窃恐人心外属，异说横行，为邹鲁之大患”，正所谓“急则治标”，这个“标”就是儿童，因为儿童智识未开，情窦未通，最容易被异族蛊惑。他在信中激动地写道：眼看着这些儿童被洋人驱入“陷阱”之中，再也不能重新做人，但凡有血气者，“能无锥心肝、竖毛发，亟图补救哉！”[49]\n\n这些倡议，在江南的士大夫圈子里，获得了普遍认同。苏州士绅袁子鹏给谢家福回信说，西人想要领养饥荒孤儿，那是万万不可。我们多收养一名，就少一人入教，功德尤其大[50]。另一位苏州士绅尤春畦则说：\n\n“小孩饿死尚是小事，为天主教诱去，则大不可，能否引之出堂，亦宜酌量，事却甚好。幼孩如何领来，有亲属者作何安顿？至来苏之后，经费无不竭力。”[51]\n\n有了士绅们的支持，谢家福启动了赈灾行动。友人高龚甫致信谢，鼓励他努力去做“不可存推诿之心”，谢家福在回信中说：“弟之此行为敌夷，不为赈济。赈济则以仁存心，当念亲亲仁民之意，敌夷则惟知大义，虽捐麋踵顶，有所不辞。”[52]意思是此行的目的乃是抵抗夷人，而非为了赈灾。赈灾讲究仁心；抗夷讲究大义。为了大义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。\n\n“抗夷”的旗帜赢得了江南士绅们的高度赞赏。上海士绅王赓保来信说，谢家福将众多孤儿从黑暗的“禽兽之域”中拯救出来，实在是一种伟大的壮举，这壮举足以证明世事尚有可为。王赓保说，自己很愿意与谢一起并肩战斗，抵抗夷人。[53]\n\n“抗夷”的旗帜也给谢家福带来了巨大的满足感，让他拥有了强大精神力量，来克服工作中遇到的种种苦难：“生平灭夷之志，刻不能忘，……（如今得此机会）而交臂失之，则身存实死，天下不必有此人，谢家不必有此子也。”[54]捐款者当中，偶有人提出耶稣教与天主教不同，不必过于仇视。谢家福有这样一段义正辞严的回击：\n\n“某之所办者，不第在教门之良莠，尤重在中外之界限。山左灾民受洋人赈恤三月有余，几几乎知有洋人不知有中国矣。诸君好善乐输，下以回已去之人心，上以培国家之元气。即此便是忠臣，便是义士。若不能权自我操，反为教堂筹费，如国计何？且既受教堂之赈，必服外洋之教，无论其为天主、为耶稣，终不当以中国之民，服外教而废五伦，童子何知，坐令陷溺，于心安乎？”[55]\n\n大意就是，谢家福并不在乎天主教、耶稣教的分别，只在意“中外之界限”，也就是不能让山东的难童接受洋人的赈济，不能让他们“知有洋人不知有中国”。\n\n受这样一种“抗夷优先”理念的支配，谢家福将募来的活动经费，几乎全部用来与传教士争夺难童。曾有人建议谢拿出资金来开设粥厂，以解青州灾民的燃眉之急，结果被谢拒绝，理由是：儿童与成人不同。成人有觉悟，可以持节慷慨赴死；儿童无知，不懂得饿死事小、失节事大的春秋夷夏大义。所以，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，应该优先救济儿童，以免其失节于洋人。谢在日记中说，自己对这个决定“理得心安”，并无愧疚。[56]\n\n谢家福所谓的“成人有觉悟，可以持节慷慨赴死”，并非虚言。1877年的山东，就有昌乐县灾民“弗受洋赈”、乐安县灾民“俱情愿饿死，不受洋人之赈”的事情发生[57]。河南也是如此，某些灾民不肯接受洋人的赈济，社会上还出现了谣言，说传教士借赈灾之机行虐待之实。以致于有参与赈灾的洋人无奈给《申报》投书说：\n\n“河南地方饥民大不解事，于教士所分给之银不肯领取，意谓西教士意在买服人心，诱人入教，故特给我等银钱，慎勿堕其术中。彼此相戒，竟无一人肯领。且仿铁泪图之式，造作诸般恶状，谓教士诱人入教，如此虐待。亦分贴多张，以冀煽惑人心，该省官宪无可如何。”[58]\n\n不要洋人赈灾的银子，害怕被洋人骗了去剜眼挖心，这是可以理解的事情。此类谣言已在大清国读书人圈子和底层社会流传了上百年（甚至可以追溯到明朝利玛窦来华的时代）。但有人模仿《铁泪图》将传教士画成凶神恶煞，将剜眼挖心之类的场景用宣传品具象化，这显然并非灾民所为之事，他们忧死不暇，不可能有这样的闲情逸致。也就是说，河南也有一批类似谢家福这样的士绅，怀揣着“灭夷之志”在努力保卫“中外之界限”。\n\n这种努力是成功的。在河南，传教士们不被允许逗留，也不被允许以任何方式参与赈灾。地方政府还发布了通知，若洋人不离开河南，官府不保障他们的生命安全。当传教士花国香等人抵达开封时，城内已遍贴告白“宁可食夷肉，不可食夷粟”，书院也罢课称“要与西人打仗”，且下了战帖约在第二天[59]。无奈之下，他们只好放弃了赈济河南灾民的计划。\n\n据前往河南赈灾的苏州士绅孙传鸬《游汴见闻实录》里的描述，彼时的河南，正在上演“父子相食”、前一刻卖儿子后一刻反悔来赎“则小孩已在锅中矣”、“遥见一人持一（人）腿随食随走”、“人肉煮好者每块八文”……的人间惨剧。[60]\n\n但是，本文绝非是要将谢家福这样一位中国近代赈灾史上的重要人物，塑造成一种简单的负面形象。谢一生从事赈灾活动，“先后通解赈银二百五十二万三千两有奇，活人无算”，这里面还不包括赈济山东灾民（难童）不足一年即筹集到的四十三万余两白银。这些钱全部用在了救灾之中（至少是送到了灾区地方政府手中）[61]。\n\n事实上，以谢家福为代表的民间士绅，才是支持北中国艰难熬过“丁戊奇荒”的核心力量。以山西为例。按《清实录》的记载，清廷中央所拨赈灾款，总数不过数百万两，赈米也不会超过100万石，而《清史稿•曾国荃传》里的数据是“先后散发赈银一千三百万两，米二百万石，救活饥民六百万人”。也就是说，山西绝大部分的赈款和赈米都来自民间，包括中国士绅，也包括外国人士，其中又以中国士绅为最有力者。这也是《清史稿•食货志》仅笼统地说：“光绪初年，山西河南陕西之灾，拨币截漕均巨，合官赈、义赈及捐输等银不下千数百万两”，却不将官赈数字单独提出的缘故，“因为其份额远远小于义赈及捐输”。[62]\n\n时代是多面相的，具体的历史人物也是，转型时代的历史人物尤其如此。\n\n朝廷失职，谢家福们成了天愁地惨时代里的中流砥柱。但这些中流砥柱，自己也仍困在陈旧的“夷夏之防”里。\n\n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\n\n[1]《亲历晚清四十五年：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》，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，第79页。\n[2]《亲历晚清四十五年：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》，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，第81页。\n[3]《亲历晚清四十五年：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》，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，第81页。\n[4]《亲历晚清四十五年：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》，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，第109页。\n[5]《亲历晚清四十五年：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》，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，第109页。\n[6]《亲历晚清四十五年：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》，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，第109-110页。\n[7]《亲历晚清四十五年：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》，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，第110页。\n[8]《亲历晚清四十五年：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》，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，第111页。\n[9]《三晋石刻大全（盐湖区卷）》，三晋出版社2010年版，第407-408页。\n[10]《曾国荃集》（一），岳麓书社2008年版，第218页。\n[11]《亲历晚清四十五年：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》，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，第110页。\n[12]李玉文编著：《山西近现代人口统计与研究（1840-1948）》，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，第7页。另有数据称，1884年山西共有1066.8266万人口，见《山西年鉴（1986）》，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，第410-411页。\n[13]《山西通志•第五十卷 附录》，中华书局2001年版，第31页。\n[14]《曾国荃集》（一），岳麓书社2008年版，第258-259页。\n[15]《曾国荃集》（一），岳麓书社2008年版，第259页。 、\n[16]刘增合：《鸦片税收与清末新政》，三联书店2005年版，第87页。\n[17]李文治：《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》第1辑，三联书店1957年版，第458-459页。\n[18]李珪：《云南近代经济史》，云南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，第56页。\n[19]陈惟彦：《宦游偶记》卷上，“开州到任察看地方情形禀牍”，光绪二十年。\n[20]刘光第：《南旋记》，《四川文史资料选辑》第20辑，第144-147页。\n[21]何嗣焜：《存悔斋文稿•入蜀记程》。转引自李文治：《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》第1辑，三联书店1957年版，第464页。\n[22]《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（1854-1898年）: 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》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，第257页。\n[23]《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（1882-1931）：「海关十所报告」译编》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，第15页。\n[24]《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（1854-1898年）: 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》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，第606-607页。\n[25]《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（1854-1898年）: 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》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，第635页。\n[26]中国史学会主编：《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：鸦片战争（一）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，第449-452页。\n[27]《林则徐全集•第8册信札卷》，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，第3846页。\n[28]《许珏致赵尔巽函》。转引自刘增合：《鸦片税收与清末新政》，三联书店2005年版，第334页。\n\n[29]《中国海关密档: 赫德、金登干函电汇编,（1874-1907）》，第七卷，中华书局1995年版，第1009页。\n[30]《郑观应集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，第589页。\n[31]《拟弛自种鸦片烟土禁论》，《申报》1872å¹´7月9日。\n[32]《李鸿章全集6•奏议六》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，第165页。\n[33]《郭嵩焘全集》（四），岳麓书社2018年，第809页。\n[34]《刘坤一集》第四册，岳麓书社2018年版，第352页。“刘坤一复刘仲良函”。\n[35]周育民：《19世纪60-90年代清朝财政结构的变动》，上海师范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2000第4期。\n[36]何启、胡礼垣：《劝学篇书后•去毒篇辩》。转引自刘增合：《鸦片税收与清末新政》，三联书店2005年版，第334-335页。\n[37]何启与胡礼垣的这项统计并非夸张，实际上颇符合1900年之后清廷的财政结构。清廷的财政收入，光绪二十九年为1亿两有余；光绪三十一年至多不超过1.5亿两；光绪三十四年增长至2.42亿两有余。而土洋药税厘收入总数，光绪三十一年约为0.23亿两；光绪三十二年约为0.24亿两；光绪三十三年约为0.20亿两。也就是说，鸦片税收在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中，长期维持在10%以上这样一个比例。需要注意的是，从1870年代开始到1900年代，清廷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围绕着国产鸦片这项巨大税源，有着长期的博弈，其结果便是越往后，中央从国产鸦片中得到的财政收入越高。相应的，因国产鸦片盛行，进口鸦片总量萎缩，海关的洋药收入渐有减少。\n[38]于恩德：《中国禁烟法令变迁史》，文海出版社1934年版，第96-97页。\n[39]（台湾）《中硏院近史所集刊》第45卷，2004年，第94页。\n[40]《谕禁止外人入内地放赈及贩卖灾民妇女》，《清季外交史料（二）》，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，第253页。\n[41]瞿鸿禨：《请防外患以固根本疏》（光绪四年）。《皇朝道咸同光奏议》，总第3473页。转引自夏明方《论1876至1879年间西方新教传教士的对华赈济事业》，《清史研究》1997å¹´02期。\n[42]《谕禁止外人入内地放赈及贩卖灾民妇女》，《清季外交史料（二）》，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，第253页。\n[43]《亲历晚清四十五年：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》，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，第107页。\n[44]《曾国荃集》（三），岳麓书社2008年版，第545页。\n[45]夏明方：《论1876至1879年间西方新教传教士的对华赈济事业》，《清史研究》1997å¹´02期。\n[46]《亲历晚清四十五年：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》，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，第86页。\n[47]苏州博物馆：《谢家福日记（外一种）》，文物出版社2013年版，第75页。\n[48]苏州博物馆：《谢家福日记（外一种）》，文物出版社2013年版，第75页。\n[49]李文海等：《中国荒政书集成》第8册，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，第5462-5464页。\n[50]苏州博物馆：《谢家福日记（外一种）》，文物出版社2013年版，第75页。\n[51]苏州博物馆：《谢家福日记（外一种）》，文物出版社2013年版，第76页。\n[52]苏州博物馆：《谢家福日记（外一种）》，文物出版社2013年版，第84-85页。\n[53]苏州博物馆：《谢家福日记（外一种）》，文物出版社2013年版，第83页。\n[54]苏州博物馆：《谢家福日记（外一种）》，文物出版社2013年版，第85页。\n[55]苏州博物馆：《谢家福日记（外一种）》，文物出版社2013年版，第86-87页。\n[56]苏州博物馆：《谢家福日记（外一种）》，文物出版社2013年版，第93页。\n[57]朱浒：《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: 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》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，第107页。\n[58]《论西人助赈并无他意》，《申报》1878å¹´6月22日。\n[59]李文海等：《中国荒政书集成》第9册，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，第6206页。\n[60]李文海等：《中国荒政书集成》第9册，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，第6206-6207页。\n[61]苏州博物馆：《谢家福书信集》，文物出版社2013年版，“序言”第4-5页。\n[62]王乃德、翟相卫：《“丁戊奇荒”与晋商捐赈》，《史志学刊》2017年第5期。","contentType":"text/plain","quoteTx":"","attachments":["metafile://d4bc10c4ed5a9bcfeb419bed1c19efe302a209c81ea14896fa4db63f71146545"],"mention":[]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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